股赢家隐秘战线，卧底是怎么接头的？

在谍战剧中，卧底接头的场面总是让人紧张：打扮成寻常百姓的特工，行色匆匆地来到约定地点，他们躲过敌特的监视，看似随意的几句对话，或者某些不易被发觉的“小动作”，都很可能传递了生死攸关的绝密情报。

阳光之下，危机四伏；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任何地方露出马脚，都会面临死亡的危机。这样的场面，难免让观众心惊，甚至忍不住担忧：如果他们接头的对象，是已经掌握了暗号的敌特；又或者他们在接头时突然忘记暗号或者说错暗号该怎么办？

余则成与新联络人的初次接头。来源/电视剧《潜伏》截图

现实“接头”，比我们想得还复杂

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来不是个人在行动，而是一个拥有完备网络的、系统化组织。为了不暴露，中共地下工作者制定了严格、周密的纪律——每次接头前，都会细致地安排好“四对号”，即时间对号、地点对号、人物对号、暗号或信物对号。

接头双方需要在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如下午三点的电车站、日落时分的小吃摊或是深夜的码头；然后需要在暗中观察，看有没有人和上级给的描述信息相符，像是个高、脸圆、留胡须或卷发、娇小、戴围巾；找到目标再上前接触，以问答对话及标志信物作为最后的判断依据。

只有这几项都正确无误地对上了，才算是成功接头，所以很难被敌特掌握。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接头的成功率、避免在其他环节出问题，地下党员在派出前还会做许多准备：在行装打扮上，以“泯然众人”为标准，不携带任何查禁物品（至少明面上不能显得笨重可疑），不去显眼的地方，避免中途被困；就算真的不幸被拦下，应付敌伪盘问的答词也需要牢记在心；为了防止搜身，携带的情报文件会用特殊方式处理，如用专门药水才能显示的“隐形墨水”书写情报，有的则用极薄的信纸折成蚕豆大小缝在衣服贴边里，还有的用照相形式弄成胶卷塞在干电池里；如果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还得提前熟悉当地的党政机关活动区以及交通联络站的具体地点，方便遇险求救，也防止发生意外后与组织失联。

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有这样一段“接头戏”——

“我是卖木梳的。”

“有桃木的吗？”

“有，要现钱。”

寥寥数语，李玉和就与交通员对上了暗号，但这还不足以让双方互相信任。为了试探交通员的真假，李奶奶拿出了假信物煤油灯；而谨慎的交通员显然看出了信物不对，连忙道谢告辞……见此，李玉和拿出了真正的信物——号制灯，双方这才开始“谈正事”。

戏曲《红灯记》剧照。来源/戏曲《红灯记》

而现实，比故事更惊险、更精彩，也更不容失误。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国统区各地建立地下党组织。1946年，刚刚复校的南开大学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随后建立起地下交通站，掩护并输送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到解放区去。时任中共南开大学总支书记的刘焱，曾在记事本上记下了这样一首七言打油诗：

高棠李爱何时了，清河骡马街头找。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花落知多少。

这首诗，包含了接头的整个流程：在化好装、伪造好身份后，负责护送的地下党员需要先到天津南市清河大街上的骡马大车店雇车，然后到中国建设公司找经理高棠（真实身份是中央青委派驻当地的城市工作负责人）接头，不过得说是“李爱”介绍来的。而被护送的人，还会领到专属代号——一月份去的叫“赵子甲”，二月份去的叫“钱丑乙”，依此类推；和路条，也就是国民党银行发行的小额钞票，每个人都对应一个号码……

过去的天津。来源/纪录片《津门往事》

如此周密的筹备，使得大量革命有生力量得以保存。据统计股赢家，天津解放前，经由南开大学地下交通站安全输送去解放区的革命人士，累计达400余人。

有人叛变，比说错暗号更可怕

话又说回来，既然实际的“接头”过程比影视剧中呈现得复杂，那么地下党员会不会更容易出现失误呢？

首先，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设身处地去想：如果自己要去接头，每一次出任务都是在刀尖上跳舞，手头的消息或者要护送的人可能关乎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再吊儿郎当的人都会打起精神，把那几句接头暗号记得滚瓜烂熟。

被刑讯逼供的地下党。来源/影视剧《独狼》

其次，“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才是地下党奉行的活动原则。就算真的在执行任务中出错，地下党也有预备好的应急方案：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特工，都应该设法离开岗位，及时向解放区撤退；还没有暴露且没有被注意到的，应该避开可能的风险，保持深入隐蔽。因此，如果地下党员忘记暗号，他们不会硬着头皮继续接头，而会立刻停止接触，在处境安全之后选择其它渠道联络。

线下接头，因为安全性低、安排起来复杂且传递信息有限，本就不是地下党联络的首选方式。当时最常用的联络方式，其实是邮递和电报。邮递虽慢，但如果手头没有电台、或者要传递某些时效性并不那么强的信息，就会选择寄信的方式；因为担心国民党查看信件，信中措辞也宛如“暗语”一般隐晦。

举个例子，1948年4月，中共地下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信中说：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这封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祝福信”，其实是一封“报警信”——“江水暴涨”意味着危机即将到来，“买舟东下”是提示陈然立即转移，陌生的署名“彭云”则是寄件人江竹筠（即江姐）和彭咏梧夫妇幼子的名字。不过遗憾的是，虽然明白了信中之意，但陈然坚持要印完那一期《挺进报》再走，结果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如果有电台在身边，陈然或许能更早获悉警报，早早处理完手头工作从容离开。同样是在《挺进报》一案中，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后叛变，试图带特务到上海去抓捕西南地区党工作负责人钱瑛。幸好重庆地下党的幸存成员及时拍电报给南方局预警。电报内容只有一句话：

“我这次回娘家，不幸得知柳表妹行为不正，染上了花柳病，已经住了医院。”

收到电报的钱瑛立即明白重庆地下党出了刘国定这个叛徒（刘与柳谐音，花柳病即行为不端），切断了与刘的联系，马上转移到安全地带。

钱瑛旧照。来源/维基百科

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电报逐渐成为中共地下联络情报的重要手段。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李白，就长期在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台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他发出的电报内容，包括国民党飞行员飞往延安的投诚情报、国民党将领起义的情报、国民党的长江江防计划……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海报。来源/维基百科

所以，即便地下党员在接头时忘记了关键暗号，也不会贸然上前接触，反而会尽快撤退，后续通过邮递、电报或者交通站联络组织，获取新的接头安排——当然，前提是组织还愿意安排的话。

如果说记不住暗号还有“知错就改”的机会，那么暗号被泄露，则意味着巨大的危机，往往代表着党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

影视剧中敌人通过叛徒知道了接头暗号，假装成自己人来接头。来源/电影《悬崖之上》片段

之前提到的《挺进报》一案，一开始也是因为内部有成员叛变，而随后被逮捕的成员耐不住严刑拷打叛变，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最为典型的、打击最大的还是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作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他不仅了解地下党接头的各种暗语，更熟知中央各领导机关的地点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情况及住址。虽然中央特科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及时掌握并传回这一消息，但因为顾顺章急于“立功”，行动迅速，恽代英、蔡和森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还是没能及时转移而牺牲。

任务失败，装成“路人甲”才是上策

不管是叛徒背叛、发生意外还是执行出错而遭到逮捕，地下党员最后所能做的，就是保全一切可以保全的力量。

迫于时局，地下党员一旦被捕，是绝不能承认其身份的。即便幸运被释放，地下党员也不能立即去寻找党组织和其他任何党员，一般原则是自己设法疏散出去，自谋出路，从头做群众工作股赢家，等待党的考察和联络。

前文提到《挺进报》的陈然烈士，被捕后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以“办报人”的身份与对方周旋，至死敌人都未能从他口中套出“有用的”信息。

此外，组织也会尽量限制单个地下党员所知晓的信息。根据1929年3月颁布的《秘密工作条例》，地下党员间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也就是说，只许上级了解下级，下级则不能了解上级、隔级和兄弟机关的工作情况——每次联系都是单线的，由上级具体安排任务，也直接对上级汇报情况。这样一来，即便真的有人耐不住酷刑叛变，也只是知道一点皮毛，不至于“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下，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行动都是不必要的。这不仅意味着地下党员被捕后要咬紧牙关、保守秘密，也意味着即便看到认识的同志被抓、被杀，其他人也只能装成事不关己的路人甲，甚至啐一口唾沫，低头对黄包车夫说一句“没什么可看的，赶紧走”。

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赵尚志曾经历过类似情况——只不过战友疏远他是为了救他。1933年，赵尚志回到哈尔滨，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工作，但当时地下党组织极为隐秘，要想联络只能从身边的蛛丝马迹中找线索。终于，他发现街边一份报纸的广告栏上印着一则“金伯阳约高庆有到‘一毛钱饭店’会面”的寻人启事，金、高两人都是赵尚志认识的地下党员，破译出暗语的赵尚志扮作乞丐，迅速赶往接头地点“一毛钱饭店”。

可就在赵尚志和金伯阳马上要接上头时，金伯阳突然发现两人身后有特务跟随，马上变了脸色，狠狠甩了赵尚志一个耳光，大骂：“你个臭要饭的，滚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同被敌特所逮捕。

入狱之后，日伪警察对赵尚志等人进行严刑拷打，但他们一口咬定互不相识，也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员，最终还是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地下党保密原则的重要作用。

吟诗作对，影视剧的暗号太浮夸

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的隐蔽斗争，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尽可能地普通化”。

周恩来早在1928年就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了“职业化、社会化”的工作准则，要求地下党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同社会上的普通群众相近——所用的“暗语”自然也不会有那么多风花雪月，而包含了更多生活化的表述。比如“请问，到牯岭怎么走？”“喔！我也是到牯岭路去的，你跟我走好了。”“你的香蕉几钱一斤？”“一共三角钱。”这四句唠嗑似的暗号，就是地下交通员接应要护送的同志时可能会用的，平淡无奇才不会让人心生警惕。

相比之下，某些谍战剧中的暗语多少显得浮夸。

电视剧《秋蝉》中的暗号“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就不太严谨。这联暗号取自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全文为：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用这样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诗词作为接头暗号，还只字不改，真的就不怕被其他文化层次稍微高点的人“不小心”对上吗？

更加令人诟病的是，如果在茶馆、书馆这般做派也就罢了，《秋蝉》的这次充满诗意的接头竟然发生在成衣店里。哪怕没有特务在现场，随便来个警觉的人都能发现情况不对劲，出门就可能跑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