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历史上快牛策略，多有父子并称、兄弟齐名的人物。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取得了至高的成就。他们早年兄弟情深，中年兄弟失和，晚年声望境遇天地悬殊，生前身后遭遇大相径庭。
该书起于周氏兄弟童年，迄于他们失和的1923年，正是他们的前半生。以兄弟二人的相互关系及彼此影响为主线，涉及家庭、成长、学习、阅读、成名、著述、生活、交游等，从不同维度展示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及心路历程，探索他们为何是这样的模样而不是那样的模样。周氏兄弟的相同点或不同点，既是同胞兄弟的相同或不同，更在有意无意间总是成为时代风潮的风向标。
苏轼有句诗抒发与苏辙的兄弟情深：“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若映照在周氏兄弟身上，却正是“与君半世为兄弟”，令人唏嘘。
名家评说周氏兄弟
引论——不好说，说不好，不得不说
一、个人历史是个人写就，时代风潮的推波助澜及约束遮蔽却也至深至远
二、当前评价周氏兄弟环境的宽容不可以道里计，历史资料的差异不可忽视
三、“文”与“人”既有关联，“文”与“人”也需剥离，偏倚一端难说公正
四、时代主题的转变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条件，事实是评价的核心要素
五、多元化的理性社会氛围中，评价周氏兄弟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第1章 生为兄弟
一、周氏兄弟自出生起，就直接徜徉在地域文化和家世渊源的海洋里
二、周氏家族不是名门望族或高官巨富，却也是当地不容小觑的大户人家
三、秉性、经历、思想、年龄各异的亲人，营造了周氏兄弟成长的小环境
四、新台门“由周家六房族共住”，周作人出生后的经历较之鲁迅坎坷一些
五、人文底蕴深厚的地域环境，是周氏兄弟形成独特文化气质的温床
六、绍兴的饮食及风俗影响着周氏兄弟，他们对故乡保存着留恋情怀
七、周氏兄弟年龄有差，一道调皮捣蛋，百草园嬉戏与“蓝爷爷”启蒙
第2章 坠入困顿
一、进入私塾是鲁迅正式读书的开始，也是养成读书习惯及价值取向的起点
二、“懂得许多规矩”的“长妈妈”，奇特的《山海经》，“搜集绘图的书”
三、鲁迅被送进“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周作人也进入私塾启蒙
四、章运水在鲁迅的经历中留下了斑斓一幕，周氏兄弟各有兴致勃勃的趣事
五、周福清科举行贿败露，“闯下了滔天大祸”，周氏兄弟“避难的生活”
六、在乡下“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知稼穑之艰难’，并不‘知稼穑’”
七、周伯宜生病、治病折磨着家人的神经，鲁迅藉此“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八、鲁迅读书兴趣日益浓厚，周作人进入三味书屋，这是“正式读书的起头”
第3章 走上异路
一、周作人在杭州府狱陪侍祖父，受教于祖父，“平日自己‘用功’”
二、周作人和鲁迅通信不断，对时事充满关注之情，鲁迅受到欺凌压迫
三、“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中，鲁迅“走异路，逃异地”，进入江南水师学堂
四、鲁迅考入矿路学堂不久，周氏兄弟怀着不同的情绪参加科举应试
五、矿路学堂的学习开拓了鲁迅的视野，眼见了“新党”，他不再是乡下少年
六、纷扰动荡的刺激，周作人“尊王攘夷”思想萌芽，又“几乎成为小流氓”
七、祖父对家人“无不痛骂”，度日如年的周作人愈发向往新奇的外面世界
八、周作人在学堂过着“自由宽懈的日子”，鲁迅的阅读习惯得到加强
第4章 到外国去
一、鲁迅“到外国去”，兄弟再次离别，周作人的思想发生颠覆性转变
二、鲁迅在日本受到新思潮激励，周作人深受感染，对留学日本心驰神往
三、在南京的周作人日益不安于现状，在日本的鲁迅于失望中不断探索
四、“由于爱好而读书”，周氏兄弟笔墨生涯的起点：宣扬新知，开启民智
五、仙台学医：“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藤野先生的照顾
六、弃医从文：“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七、鲁迅的婚姻以两个人的终生幸福为代价，周作人东渡日本前的骚动
第5章 文学之路的顿挫
一、周氏兄弟“在东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留心文学”来“改良社会”
二、伏见馆到伍舍，“冷淡的空气中”“提倡文艺运动”，“未产生的《新生》”
三、周作人对小说翻译兴致勃然，成果较鲁迅丰硕，思想色调较鲁迅明亮
四、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周氏兄弟不是活跃分子，他们是早熟理智的青年
五、周氏兄弟被章太炎出类拔萃的学识和气度所折服，终生待之以师礼
六、留学日本是周氏兄弟磨砺思想的重要阶段，“精神界之战士”生未逢时
七、“好作品”《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快牛策略，销售“大为失败”
第6章 乡梓•北上
一、鲁迅“不能不去谋事”，任教浙江师范学堂，周作人的生活模式受到冲击
二、“木瓜之役”后，鲁迅随许寿裳一道辞职，转赴绍兴府中学堂任教
三、周作人“远游不思归”，家中生计艰难，难以维持“游惰的生活”
四、鲁迅不是革命战士，革命成功后，他期待有所作为，很快即大失所望
五、“辛亥革命”前后，周作人“在家里闲住”，鲁迅支持《越铎日报》
六、鲁迅赴北京教育部任职，补树书屋的住客，周作人为报纸撰稿，担任会长
七、周作人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主要工作是在省立第五中学任教
八、鲁迅以教育部官员面目示人，私底下埋首古籍古碑，过着沉寂死气的生活
第7章 横空出世
一、周氏兄弟相聚北京，“复辟事件”的刺激：“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
二、加盟《新青年》，周氏兄弟开始了风姿独特的“吶喊”，心态各有不同
三、周作人任教北大，讲授外国文学史，鲁迅的《狂人日记》引起各界关注
四、周氏兄弟是《新青年》的支持者而不是领导者，作品“特别有价值”
五、鲁迅立足于“为人生”，“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白话小说创作
六、《新青年》同人中，周作人不是最为活跃的，却是笔耕勤奋而见解独到的
七、周氏兄弟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表达着对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
八、周氏兄弟相互扶持、相互谦让，不计较名利得失，鲁迅的兄弟友爱之情
九、“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周氏兄弟的白话诗创作
第8章 傲视文坛
一、鲁迅的思想论文想给来者“微末的欢喜”，周作人的长短文章极具建设性
二、“五四”运动掀起的风潮波及全国，鲁迅有所关心和询问，心态与众不同
三、周作人作为北大教授，关注、参与“五四”运动，并未深度介入
四、“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的“高超的艺术底作品”——《阿Q正传》
五、周作人耕种“自己的园地”，“艺术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是独立的”
六、“我是喜欢平和的”，追求“人的生活”，揭示“中国的国民性”
七、“弄文罹文网”，鲁迅转变为积极关注时事，周作人无法摆脱矛盾情绪侵蚀
八、“别求新声于异邦”：20世纪20年代前期周氏兄弟的翻译成果及其特色
九、印象式的深刻：周氏兄弟声名鹊起后，社会各界的认知和评价
第9章 共同的朋友
一、蔡元培是鲁迅心怀敬意的“前辈”人物，“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
二、在周作人看来，蔡元培是“端正拘谨不过的人”，“知识阶级里少有”
三、“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周氏兄弟和陈独秀的交往限于公事
五、周作人和陈独秀在1922年发生过一次较有影响的思想争论
五、相互赞赏、敬重而始终有着难以明言的距离：鲁迅和胡适的前期关系
六、周作人和胡适相识早于鲁迅，交往更加频繁一些，交情更加深厚一些
七、从泛泛之交到“讲话也极不拘束”：周氏兄弟和钱玄同的前期交往
八、“多谈闲天”：周氏兄弟“亲近”“天真烂漫”、“不装假”的刘半农
第10章 育人·出版
一、“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鲁迅在北大等校的兼课及风格
二、“开口只是娓娓清谈”：周作人在北大等校的授课及并不尽如人意的效果
三、“尤其怕的是演说”：鲁迅生平所作讲演并不算少，另一场合的育人和社会活动
四、“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周作人“讲演如同写作”，“表达思想和学问”
五、鲁迅从事编辑出版活动亲力亲为，精彩见解层出不穷，贯穿着良苦用心
六、“冲破”“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周作人在编辑出版方面实践丰富、一丝不苟
第11章 兄弟失和
一、搬入八道湾，一家人同住愿望实现，“兄弟怡怡”，又埋下了隐患
二、兄弟合住局面并未维持太久，兄弟遽然失和，终生未能化解恩怨
三、鲁迅沉默以对，周作人“不辩解”，各家说法试图破解兄弟失和谜团
四、兄弟失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是生活矛盾积累和爆发的结果
五、大家庭模式的弊病也是失和主要因素，对兄弟之情断绝的伤痛和无奈
六、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后不断获知对方消息，仍然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
七、不约而同地回避在公开场合谈论对方，私底下对对方各有关注和评说
主要参考及征引文献
后记
选定鲁迅和周作人作为撰述题材，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笔者兴趣浓厚；二、题材意义重大；三、研究不够充分；四、历史资料搜集整理较为丰富；五、限定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文学领域的人物或事件。
以笔者的知识积累及兴趣偏向，具备以上五点的撰述题材，撰述过程定然会有事半功倍之效。选定撰述题材后，随即投入到了撰述工作中。
经过多番斟酌，确定书名为《鲁迅和周作人：与君半世为兄弟》（以下称“《鲁迅和周作人》”）。
许多历史人物传记的撰述者，都会感慨关于传主的历史资料的匮乏。笔者开始《鲁迅和周作人》撰述后，感触最深的却是关于他们的历史资料的丰富，以至让人有无法穷尽之感（这并非说已经没有空白点和疑点问题了）。[1]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历史资料的丰富，首先，鲁迅和周作人是文学家、思想家，著作等身，他们的成就主要集中于“立言”，著作中对自己各阶段的经历、思想变动道及之处颇多，这些自述文字对于了解他们的经历、思想大有裨益，是其他历史资料无法替代的。
周作人还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知堂回想录》等大量回忆文字传世，其中对自己和鲁迅的经历、思想及彼此关系有着大量详细的记载。
其次，鲁迅和周作人各自的文集（全集）整理出版都称得上颇为完备。
长期以来，鲁迅研究是名副其实的“显学”，各类选集层出不穷，《鲁迅全集》在鲁迅逝世两年后即编辑问世，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待遇。《鲁迅全集》此后又出过多版，日臻完善，无论是佚文的搜集、文字的考订，还是注释的详尽、印刷的考究，都是同时代人物难望项背的。
周作人至今仍然未有全集面世，专家学者耗费心血的《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散文全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周作人日记》等，以及篇幅不小、并未汇为一编的大量书信，合而观之，视为“准全集”，算是差强人意。[2]
再次，关于周氏兄弟的回忆文字也是相当丰富的，并且多次汇编成册。
尽管这些历史资料有不少相互矛盾，甚至不符事实的记载，只要用心梳理，总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应该说，鲁迅和周作人的历史资料建设已经大致完备，有了这样的基础，可以不必耗费太多精力搜集历史资料。
最后，鲁迅和周作人研究领域，许多专家学者终生耗力于此，功力深厚，名家层出不穷、名作琳琅满目。如此状况，既让人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又庆幸有取之不竭的养分的欢喜。
《鲁迅和周作人》撰述过程中，笔者尽可能将周氏兄弟置于同一平台，试图展示出他们丰富、独特的面貌和关系。
因此，除了展示他们存在关联的行事和言论之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他们在同一背景下并不相同、并无关联的行事和言论，而这些都是他们作为社会上生活的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相同点固然值得关注，他们的不同点同样不容忽视。
与此同时，鲁迅和周作人是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述和思想重于生平经历是毋庸置疑的，对他们的著述和思想的突出展示是题中应有之义。[3]
正因为他们的著述和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更多的还关注这样两位文学家、思想家的成长经历及心路历程，以此探索他们为何是这样的模样而不是那样的模样。
《鲁迅和周作人》的撰述过程，既是紧张忙碌的工作过程，也是乐趣无限的享受过程。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摇曳多姿，思想博大精深，加上时代风潮起伏多变，让他们始终是两片历久弥新的浩瀚海洋。因此，即便《鲁迅和周作人》已经撰述完毕，笔者在这两片浩瀚海洋中的徜徉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鲁迅和周作人》的叙事时间大致以兄弟失和的1923年为限。失和不是彼此关系的终止，而是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他们失和后的关系将另行呈现。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自幼酷爱文史，这里的文史指文学和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
笔者又严格区分文学和历史，认为两者各有领域和边界，不容随意越界侵犯。这样，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自然持严格区分态度。
“传记”是历史学的分支，以事实为核心，排斥虚构。对于这一定性似乎并无太多分歧。至于“传记文学”，则说辞众多，难有定论。有人将其划入历史学范畴，有人将其划入文学范畴，而无论如何，总是强调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般而言，“传记文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中的诸多篇章即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全方位转型阶段，“传记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受到近代西方“传记文学”的理念和实践的影响。近代西方的传记大家，如，奥地利的斯蒂芬·茨威格，德国的埃米尔·路德维希，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等，其作品各具风貌、享誉世界，是众多传记作者高山仰止、亦步亦趋的典范。[4]
即便如此，“传记文学”最大的特点应该还是以事实为核心，排斥虚构。以此而论，传记文学犹如“带着镣铐跳舞”，镣铐界定的边界就是真实，无论历史与文学结合到何种程度，都只能严格限定在边界内。
然而，历史与文学边界的厘清和坚守相当困难，甚至许多方面都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将“传记文学”理解为运用除虚构以外的多种文学手法，强调文字的活泼和文采，强调写出传主的个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传主的心理——当然，是站在第三方立场基于事实的推测，而不是对传主所为、所思、所想的虚构再现（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合理想象”），笔者大致是认同的。如果将其理解为采纳、甚至以虚构的文学笔法为主导，则实在难以苟同。
笔者认同胡适所说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5]没有历史资料，宁愿暂付阙如，绝不凭空虚构。这或许是一己偏见，却很难改变立场。
基于“传记文学”与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传记文学”与“传记”的不同，导致许多作者并不致力于搜集、解读历史资料，反倒热衷于闭门造车，以“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作为挡箭牌。
这样，许多传记中出现大量对话和心理活动。无论是友朋之间还是夫妻之间，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都绘声绘色地加以描绘，现场目睹也没有这般详尽。
这样的内容，与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无异；这样的风格，只有一种结论，完全是出于凭空虚构。如此传记，与其说是“传记文学”理念的探索践行，毋宁说只是投机取巧而已。
《鲁迅和周作人》对诸多历史人物各有臧否，即便自认严守客观公正立场，仍然难逃指过揭短嫌疑。而笔者对前人并无不敬之意，并不轻易贴上正反标签，也并无自诩更加高明之意。
笔者的优势在于，能够比前人看到更多历史资料（尤其是涉及各方的历史资料），能够摆脱现实利害制约，以此“知己知彼”，提出一些“后见”。即便是“后见”，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书名中的“与君半世为兄弟”化用自苏轼写给弟弟苏辙诗中的“与君今世为兄弟”[6]。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各方罗织罪名，且兼受到狱吏凌辱，他自揣难以活命，与亲人“不得一别”，作诗两首留给弟弟，有“绝命诗”性质。
苏轼、苏辙兄弟情谊深厚，相互扶持，关系至老不衰，有始有终，成为千古传诵的楷模。苏氏兄弟和周氏兄弟才华、成就各有千秋，彼此关系却大相径庭，让人唏嘘不已。化用苏轼的诗句作为书名，别有一番意味。
《鲁迅和周作人》撰述过程中，笔者从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著作及编辑的人物文集、资料集、研究文集等成果中获得过教益和启迪。
拙作对诸多专家学者的造诣和成果深表钦佩，对参考和引用成果之处尽量做出详细的注释，并且列出主要参考及征引文献，以示不敢埋没他人功劳之意。对于诸多专家学者的成果给予的教益和启迪，笔者铭感于心。
当然，注释及文献中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与此同时，因为目力所及有限和读书时间有限，许多专家学者的成果都未能搜求到手，未能拜读，以致有错过宝山之憾。
《鲁迅和周作人》成稿后，笔者不断进行调整、充实、核对，力求减少舛误。尽管如此，由于水平有限（这绝非自谦的客套语），拙作中肯定存在相当多的错误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即便拙作即将面世，笔者始终有种如履薄冰、惴惴不安的感觉。诚恳期待读者诸君不吝指正赐教，在此先行致谢。
最后，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为拙作的出版提供了机会，而这样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责任编辑张俊峰先生，从思路、框架到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专业的修改意见，为拙作增色不少。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冰云，原名蒋兵魁，陕西西安人，现定居安徽芜湖。自幼酷爱文史，对中国近代史、人物传记及《水浒传》尤为痴迷。发表文章有：《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两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和他的托派同志郑超麟》《老兔子和中兔子的故事——蔡元培与陈独秀》《“浪子”燕青：端正品行 超逸人生》《“入云龙”公孙胜：尸位素餐 不可或缺》《<水浒传>中的小吏：大宋朝廷政治生态的缩影》《多维视野观照下的文学名著——<水浒传>中的游民及游民意识》等。另著有：《读奇书，论奇人——水浒人物揭秘》（2022年出版）等。
注释：
[1]历史资料的丰富与否自然是相对而言的。关于周氏兄弟的历史资料，鲁迅的历史资料的丰富是周作人远远难以企及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人物中，鲁迅的历史资料的丰富和搜集整理的完备都是足以名列前茅的。关于周作人的历史资料实际上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止庵认为：“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止庵：《周作人传》，第1页）。
[2]黄开发认为：“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成就斐然，然而周氏是中国现代唯一一个尚无全集的文学大家，这与他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史上和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黄开发：《周作人文集的出版（1981-2010）》，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第146页）。
[3]陈思和认为：“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没有传奇色彩的传奇人物”。（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文学家是主要以“立言”影响社会的人物，生平经历的传奇色彩相比主要以“立功”影响社会的人物自然是大为逊色的。和周作人相比，鲁迅生平的波澜起伏明显强于周作人，终究还是不脱文学家的色彩，因此，同样可以认为是“没有传奇色彩的传奇人物”。
[4]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传记大家同时都是小说家，他们的传记都极富小说色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叙事情节曲折多变，心理描写深刻灵动，引人入胜之处非止一端。然而，以“传记”的标准而论，这些传记大家的作品，“文学”在强化“传记”的优点的同时，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侵蚀了“传记”的本质。
[5]胡适：《致刘修业》（1946年3月7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066页。
[6]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孔凡礼、刘尚荣选注：《苏轼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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